秦人：從這里出發(fā)
——甘谷縣毛家坪遺址淺探
一
秦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謎團，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初周公東征平定“三監(jiān)之亂”，遠徙余部至今甘肅省甘谷縣朱圉山，“以御奴之戎”，到公元前221年橫掃六國，完成統(tǒng)一，建立大秦帝國，秦嬴政自稱始皇帝，以期二世、三世傳之無窮。幾百年的隱忍、砥礪、奮發(fā)以至巔峰，一個“其興也勃焉”似乎難以說明一切。僅僅15年的統(tǒng)治，匆匆傳國僅僅三世，則絕對是“其亡也怱焉”。但這個短命王朝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治、軍事，特別是行政管理制度，卻至今延用，傳了不知多少代。
實際上，對于秦的起源和發(fā)祥，兩千多年來也是迷霧重重，就連偉大的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也語焉不詳。研究秦的著作汗牛充棟，疊床架屋，可面對這個問題也見仁見智，莫衷一是。秦人從哪里來？眾說紛紜之處，大致可歸為兩類：西來說和東來說。兩說各有大家領銜，言之鑿鑿，互不相讓，真乃各說各有理。
西來說，即嬴秦本自西方戎狄說。最先提出嬴秦為戎狄者，乃清末民初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，他在《秦都邑考》一文中，開門見山，“秦之祖先，始于戎狄�！彪m之一句，亦未及深論，但因先生在學術界的巨大影響，頗多應者。對此說詳加論述的當推蒙文通先生，他于上世紀30年代先后寫了《秦為戎狄考》《秦之社會》《周秦少數民族研究》等文章和專著，對王國維先生觀點作了進一步闡述。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亦曾撰文，主張嬴秦乃西戎之一支。
東來說，即嬴秦來自東夷說。該說在學界影響較大的論著有衛(wèi)聚賢的《中國民族的來源》、徐旭生的《中國古史傳說時代》、段連勤的《關于東夷的西遷和秦嬴的起源地、族屬問題》、朱中熹的《陽鳥崇拜與“西”邑的歷史地位》等。溯本逐源，嬴秦來自東夷說始于司馬遷，盡管此說帶有一些神話傳說的成分。
西來說東來說各有所據，但在沒有地下考古發(fā)現支持的情況下，要憑零星的片言只語弄清秦之起源，遠非想象的那么簡單。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嬴秦之謎在深藏了近三千年后，似乎是在偶然之間，幾把老镢頭挖開的，竟然是一處改寫歷史的驚世之奇。
1947年，著名學者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調查時發(fā)現了毛家坪遺址。盡管只是冰山一角，但其價值還是讓人為之激動。1956年，甘肅省著名學者張學政先生等再次對毛家坪遺址進行詳細調查，發(fā)表了相關調查資料。1964年，毛家坪遺址被列為甘肅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1982、1983年，甘肅省文物考古隊和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先后進行了兩次發(fā)掘，裴文中、張學政、宋濤、趙化成、謝俊義等成為最早的發(fā)現者和研究者。
毛家坪遺址位于甘肅省甘谷縣磐安鎮(zhèn)毛家坪村，地處渭河上游南岸二階臺地，渭水支流毛河東側。村北是滔滔東去的渭河，村南是名顯古今的朱圉山。村莊附近的秦人墓地和居址東西長約300米，南北寬約200米，總面積6萬平方米。1982、1983年前后兩次共發(fā)掘、清理墓葬31座、鬲棺葬12組、房基4處，灰坑37個。其中屬于西周到春秋時期秦文化遺存的有墓葬31座（12座屬西周時期）、房基2處、鬲棺葬4組、灰坑37個。出土陶器1100件（片），玉、石器86件，銅器9件（片），鐵鐮1把，骨器18件。西周時期陶器多為火候很低的紅陶，器體較小，制作較粗糙；春秋以后絕大多數陶器為火候較高的灰陶，器形也較大。二者在形態(tài)上存在明顯的繼承關系。
主要陶器類型為鬲、盆、豆、罐、甑、甗、鼎、缽、釜、瓶、紡輪等。器物組合為鬲、盆、豆、罐或鼎、罐、豆，與關中地區(qū)春秋時期秦墓相同。早期陶鬲多為侈沿聯襠錐足繩紋鬲，晚期方見鏟足分襠鬲。罐有好幾種形制，多見雙系紐大喇叭口罐。陶器繩紋粗糙而亂。另有石圭51件。
墓葬形制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墓，多為狹長式。東西向而偏北，頭西腳東。除一墓為亂骨葬外，余均為屈肢葬，其中仰身屈肢葬19座，側身屈肢葬10座，俯身屈肢葬1座。
毛家坪遺址除給研究者以啟示外，更使有關早期秦文化的一些錯誤認識得以澄清。
墓制和葬式。葬制和習俗，反映著部族群體的精神信念，包含著部族文化因素的固有成分�？脊盼幕瘜W認為，在喪葬制度和習俗中，最可能找到民族文化的本始性因素。毛家坪嬴秦墓葬，從西周到戰(zhàn)國早期，墓葬形制一直是長方形豎穴土壙墓。其葬式是頭西腳東的東西向而略偏西北，有墓道的墓以東墓道為主墓道，車馬放置也一律面向東方。這一點極可能與嬴人遠古時期西遷的背景有關。從東方向西方進發(fā)，所以頭向西，而東方又是他們部族母體之所在，因眷戀故土而面向東。這種大、小墓葬時代前后均保持一致的傳統(tǒng)，無疑是嬴秦文化固有的因素。毛家坪文化遺存顯示，從西周時起嬴秦就盛行屈肢葬，且有蜷屈愈來愈甚的趨勢。
陶器類型與組合。陶器凝結著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區(qū)、不同文化類型的工藝特征和審美情趣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當時的生產生活狀況和習俗，被視為上古時代人類社會生活的化石。由于陶器的使用量極大，雖易碎卻不因年代久遠而朽敗，故能給考古文化學提供大量研究實物。又由于陶器使用率高且易碎，總是處在不斷的復制和更新中，于是便在形制、紋飾和制作技藝諸方面顯示出細膩的演變規(guī)律，是文化史學者識別、判斷、研究古代文化類型縱向、橫向發(fā)展脈絡，以及各文化類型相互關系的重要的實物依據。毛家坪遺址房址和墓葬中大量陶器的存在，尤其是甑、甗等蒸食器的存在，說明至遲從西周時代起，嬴秦族已經在過著定居的、以糧食為主要食物的農業(yè)生活。春秋時期墓葬中所出鐵鐮，屬于我國已發(fā)現鐵農具中較早的實物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嬴秦的農業(yè)傳統(tǒng)。陶器形制與甘青地區(qū)其他古文化相去甚遠，卻與同時期周文化大致相似，在器物類型和樣式方面，則與周文化陶器幾乎沒有差別。從考古文化學的角度來說，沒有源流關系的兩種考古文化類型之間，不可能出現陶器類型普遍相同，而器物組合又十分相似的現象。西周時代嬴秦族的基本生活用品已經周式化，說明他們和周文化之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接觸、適應和仿效過程。這也是嬴秦西遷歷史悠久的一個證明。至于鏟腳袋足鬲，更是修正了人們先前認為它是嬴秦特有的一種器型的認識。由于毛家坪遺址的發(fā)現，這種鬲不再被看作秦文化的特征性器物，而是某一支戎族文化影響秦文化的產物。在毛家坪墓葬和房址中，西周時期的鬲，都是錐足聯襠鬲，只有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遺存中，才出現那種鏟腳袋足鬲。因此可以肯定地說，它是秦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，與秦文化的淵源無關。
毛家坪遺址文化遺存的時間從西周一直延續(xù)到戰(zhàn)國早期，文化內涵非常豐富，文化特征極其鮮明。大量的嬴秦墓葬、居址，極具代表性，被考古界視為當時所知的最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遺存。這次發(fā)掘，將秦文化的編年推進到了西周時期，在學術史上具有標桿意義，使秦文化研究發(fā)生了飛躍性進展。
嬴秦是一個巨大的謎團，毛家坪遺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發(fā)掘取得了重大收獲，但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和新的謎團。嬴秦和周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？如果說秦人真是東來的話，他到底從哪里來？為什么來？為什么在毛家坪形成如此規(guī)模的居址區(qū)和墓葬區(qū)？甚至時間跨度為何這樣長？文化具有如此的魅力？
二
盜墓是考古的敵人。可氣、可恨而又啼笑皆非的是有些重要的文化遺存偏偏又是盜墓者首先發(fā)現，因盜掘才引起考古學界注意的。
1992－1993年，與甘谷縣接壤的禮縣大堡子山兩座秦公大墓被瘋狂盜掘。1994年3月至11月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大堡子山被盜大墓（編號M2、M3）和附屬車馬坑（清理1座，編號M1）進行了劫后清理，該墓地出土的“秦公”銘文銅器，引起了學術界熱烈討論。
從甘谷毛家坪，到禮縣大堡子山，綜合各種典籍、地方文獻中或隱或顯的記載，以及上世紀初秦公簋在天水一帶的發(fā)現，甘肅東部逐漸引起考古學界的關注。甚至，有學者直覺甘肅東部，特別是甘谷、禮縣一帶，極可能是破解嬴秦之謎的最后一組密碼或最后一把鑰匙。
發(fā)現來自于行動的力量。2004年，在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，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陜西考古研究院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、國家博物館、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五家單位聯合組成課題組，啟動早期秦文化調查、發(fā)掘與研究項目。
2004年對禮縣西漢水上游及其支流進行考古調查，新發(fā)現漢以前各類遺址98處，其中以早期秦文化為主的遺址38處。并發(fā)現以六八圖－費家莊、大堡子山－圓頂山、西山坪－鸞亭山－石溝坪三個相對獨立，又互有聯系的大遺址群。
2005年鉆探發(fā)掘禮縣縣城附近的西山坪遺址，發(fā)掘面積近3000平方米。西周時期的遺跡主要有墓葬6座和少量灰坑，其中M2003為西周晚期的銅三鼎墓，為目前年代最早的秦貴族墓；東周時期遺跡有灰坑170余座，墓葬28座、動物坑10座、房屋基址5座。在該遺址還發(fā)現周代城址，面積近10萬平方米。
2004－2005年，發(fā)掘鸞亭山漢代皇家祭天遺址，出土50余件圭、璧、玉人等祭祀用玉以及長樂未央瓦當。該遺址的發(fā)現為尋找早期秦人祭天遺址“西畤”提供了重要線索。
2006－2007年重點調查、鉆探和發(fā)掘禮縣大堡子山遺址，發(fā)現一座面積較大的早期秦文化城址，26處夯土建筑基址，400余座中、小墓葬以及較豐富的文化層堆積。發(fā)掘大型建筑基址1處，中小型墓葬7座，祭祀遺址1處（包括樂器坑1座、人祭坑4座）。城址面積約55萬平方米，建筑基址長度超過百米。樂器坑出土了8件甬鐘和3件镈鐘，镈鐘有銘文“秦子作寶龢鐘”�！扒刈印笨赡苁谴呵镌缙谀澄磺貒鴩�。
在禮縣進行調查、發(fā)掘的同時，2006－2010年，發(fā)掘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(zhàn)國西戎貴族墓地，發(fā)掘墓葬20余座，隨葬奢華，墓主帶金、銀項圈及耳墜、頭飾，纏多條金腰帶，墓內車輛裝飾各種動物紋的金銀及青銅飾件。出土包含復雜的文化因素，既有強烈的北方草原氣息，又有西戎的傳統(tǒng)器物，還可見到中原秦楚風格的東西。該墓地雖不屬于早期秦文化，但與晚期秦文化關系密切。
2009－2011年，發(fā)掘清水縣李崖遺址，共發(fā)掘西周墓葬19座，灰坑40余個，大多數為秦墓，出土陶器有濃厚商文化遺風，年代為西周中期偏早。這是目前發(fā)現年代最早的秦人墓葬。
層層剝筍，步步深入。從禮縣、張家川、清水，從外圍一步步逼近毛家坪遺址時，毛家坪遺址又將以怎樣的姿態(tài)蓄勢待發(fā)，它留給人們的還有多少震驚，多少可圈可點之處？
朱圉山麓的毛家坪遺址，你，準備好了嗎？
三
未見其形，先聞其聲。
2008年8月，清華大學從香港購得2500余枚竹簡入藏，并隨即成立了以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領銜的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”，著手對這批竹簡進行保護、整理和研究。確認其內容大多為世所未傳的經史類簡書文獻，其年代經科學鑒定，斷代為相當于戰(zhàn)國中期偏晚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。經過整理研究，該中心于2010年12月發(fā)表了第一輯整理報告，內容為《尹誥》《金滕》等9篇經書類文獻，重現了戰(zhàn)國時期《尚書》等文獻一些篇章的原貌。繼而，該中心又于2011年12月發(fā)表了整理報告《系年》，《系年》是一種編年體斷代史書，由23章組成，概述了從西周初年至戰(zhàn)國初期的歷史，重現和還原了我國古代史上一些迷霧重重的歷史真相，其價值彌足珍貴�！断的辍返谌螺d：
飛廉東逃商盍，成公伐商盍，殺飛廉，西遷商盍之民之邾，以御奴之戎。是秦先人。
對此，李學勤先生作如是解讀：“‘’在戰(zhàn)國楚文字中常被讀‘圄’，因此，邾即《尚書·禹貢》雍州的‘朱圉’�！稘h書·地理志》天水郡冀縣‘朱圉’，在冀縣南梧中聚，可確定在今甘肅甘谷縣西南。在《系年》的記載中，明確指出周成王把商盍之民西遷到邾，這個地點，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�！鼻迦A大學劉國忠先生在《清華簡與古代文史研究》中進一步指出：“根據清華簡《系年》第三章記載，周武王死后，出現三監(jiān)之亂，周成王伐商邑平叛，原先商朝重臣（秦人先祖）東逃到商奄（今山東曲阜一帶）。于是成王東征，殺飛廉，并將一部分‘商奄移民’強迫西遷，其做法類似后代的謫戍。這些西遷的‘商奄之民’被發(fā)配到朱圉山（在今甘肅省甘谷縣）一帶，抵御戎人，而這些西遷的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�！�
《系年》言之鑿鑿的記載，不僅彌補了司馬遷《史記》載述的不足，徹底解決了秦人東來西來的問題，也使考古學界對毛家坪發(fā)掘中曾經困惑的一些東西得以釋懷。
好雨知時節(jié)。1982、1983年發(fā)掘的毛家坪遺址就在朱圉山麓，再次發(fā)掘該遺址，不僅可使《系年》的記載得到求證，也必將會有一些新的發(fā)現呈現于世人面前。
2012－2014年，以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梁云擔綱的課題組再次進駐毛家坪，對該遺址進行進一步調查、鉆探和發(fā)掘。
2012年7－11月，在Ａ、Ｂ、Ｃ三處發(fā)掘點發(fā)掘。其中Ａ、Ｃ點位于遺址溝西居址區(qū)北部，發(fā)掘面積250平方米。發(fā)掘灰坑210多個，年代從西周延續(xù)至戰(zhàn)國，得到大量繩紋灰陶片，從器型看有鬲、盆、豆、罐等，屬于秦文化遺物；還有部分夾砂紅褐陶的鏟足分襠鬲、雙耳罐，屬于東周西戎文化因素；以及春秋戰(zhàn)國之交的小型廣場遺址。Ｂ點位于遺址溝東墓葬區(qū)的西部，發(fā)掘墓葬22座、車馬坑2座，發(fā)掘面積約200平方米，主要為東周時期豎穴墓和少量洞室墓，死者均采用屈肢葬式，頭向西，為典型的秦人葬式。發(fā)掘的車馬坑Ｋ1002為一車二馬，馬東車西，馬位于車轅兩側系駕位置，采取跪伏姿勢，為殺死后所處置。雙輪獨辀車，車衡、車輪、車轅、車軛、車轂、車軸結構清晰。車衡放置一柄長矛，可能為戰(zhàn)車。
2013年在遺址區(qū)選擇了6處發(fā)掘點，其中Ｅ、Ｇ點位于溝東墓葬區(qū)，Ｄ、Ｆ、Ｈ、Ｉ位于溝西墓葬區(qū)北部。發(fā)掘總面積約3000平方米，發(fā)掘墓葬153座、灰坑516個、灰溝8個、甕棺葬9個、房址11個、陶窯4座、圍墓溝1段、車馬坑1座，墓葬年代從西周晚期延續(xù)至戰(zhàn)國。其中銅器墓4座，包括2座銅一鼎墓和2座銅三鼎墓。在Ｄ點發(fā)掘了一座大型車馬坑Ｋ201，內置三輛車，均辀東輿西。1號車在東，駕4馬，為俯臥狀，馬頭有絡飾、銜鑣，車的衡、軛、辀、輿、輪、轂、軸結構清晰；2號車在中，駕2馬，馬身上蒙裹皮質甲胄，上髹紅漆，繪黑彩，為勾連蟠虺紋，甲胄上縫綴銅泡，勾云形銅飾，車的各部分結構清晰，輿板外蒙牛皮，上髹棕黑色漆，再用紅彩勾畫出豹、虎、兔、馬等動物形象，并縫綴勾云形銅飾，車載矛、戈、弓、鏃等兵器及銅鏟形器；3號車在西，駕4馬，車的各部分結構清晰，輿前有弓、鏃、環(huán)、扣飾，輿底板上鋪席及布匹。坑西北角有一藤條筐，內放牛羊頭，為祭祀之物。
2014年3－8月，在遺址溝東Ｂ點發(fā)掘墓葬2座，在溝西Ｊ點發(fā)掘墓葬4座，在Ｄ點發(fā)掘墓葬12座，其中大、中型墓葬2座，為Ｍ2059和Ｍ2058。Ｍ2059為Ｋ201的主墓，在其西北15米處，墓坑長5.2米，寬2.8米，墓底距地表深12.5米，開壁龕殉6人。槨室內隨葬銅容器15件，計5鼎、4簋、2方壺、1盤、1匜、1盂、1方甗；陶器13件，計大喇叭口罐6件、小罐7件。有內外雙棺，墓主人骨為頭向西的仰身屈肢葬式，緊貼人骨右臂出一銅戈，中胡三穿，胡部有銘文，共兩列14字，右列前6字為“秦公作子車用”，余字銹蝕不清。墓主為成年男性，年代為春秋中期。Ｍ2058在Ｍ2059東偏南約15米處，殉1人，隨葬銅容器13件，為三鼎四簋組合，均為小型明器。棺內人骨為頭向西的仰身屈肢葬，經鑒定為男性，年代為春秋晚期。在Ｄ點發(fā)掘車馬坑2座，其中Ｋ202位于Ｋ201東側，平面大體呈梯形，內置一車二馬。Ｋ203位于Ｋ202東側，Ｍ2058東南約15米處，為Ｍ2058的車馬坑，內置3車10馬，東部1號車為導車，中部2號車為主人座駕，西部3號車為副車。2號車駕2馬，馬披皮質甲胄，由胄、頸甲、身甲組成，髹紅漆帶黑彩，胄上有銅片飾。車輿四角有立柱，輿兩側及后部用皮革蒙成車廂板，髹漆彩繪，輿內外放置各類武器和工具。
在溝東Ｊ點發(fā)掘墓葬4座，其中銅器墓1座，陶器墓3座，其中Ｍ1049為一座銅三鼎墓，有銅鼎3、銅甗1、戈1、斧1，槨底板下有腰坑殉狗。
毛家坪遺址的發(fā)掘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：一是2012－2014年三年間累計發(fā)掘面積約4000平方米，共發(fā)掘墓葬199座，灰坑752個，車馬坑5座，共出土銅容器51件，陶器約500件，小件千余件（組），極大豐富了周代秦文化的內涵；二是各類遺址遺物從西周晚期延續(xù)至戰(zhàn)國，完善了甘肅東部秦文化的編年，為探討秦人西遷年代提供了重要佐證；三是該遺址位于天水－禮縣古代交通要道上，為秦人北上東進的戰(zhàn)略要地，自始至終沒有放棄。遺址面積不少于60萬平方米，墓葬總數逾千座，應與古代文獻記載的某一歷史名城或縣邑對應，可能是古冀縣縣治，對于研究中國郡縣制起源有重要意義；四是銅器銘文“秦公作子車用”，印證了《詩經》《左傳》《史記》等文獻中關于秦穆公卒，三良從死，子車為穆公近臣，子車氏為春秋時秦國重要宗族的記載。毛家坪溝西墓地可能為子車家族墓地；五是發(fā)掘的車馬坑全面展現了秦人車制，對研究秦獨特的車馬文化有重要意義。
而所有這些成果還只是階段性研究成果，從一定意義上講還只是淺表性的。
四
毛家坪遺址只是一個點，把毛家坪遺址放在秦早期文化研究，放在朱圉山這樣一個面上時，有幾個關鍵詞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，這就是：朱圉、子車氏、冀縣。辨析這幾個關鍵詞，可以進一步加深我們對毛家坪遺址文化價值特別是潛在價值的認識。
朱圉山。朱圉為我國古代名山，《尚書·禹貢》中將其與西傾、鳥鼠、太華連比而書�！稘h書·地理志》冀注：“《禹貢》朱圉山在縣南�！薄端涀ⅰ罚骸爸爨錾接惺�，不擊自鳴，鳴則兵起�！薄队碡曞F指》：“在今伏羌縣南三十里，山色帶赤�！薄陡使瓤h志》：“朱圉山為秦嶺支脈，層巒疊嶂，連峰聳峙，連綿于縣西南者，皆可稱為朱圉山。”“縣南景墩梁，曾為非子牧馬之地。”考“圉”字之意，《說文》：“圉，囹圄，所以拘罪人。一曰圉，垂也；一曰圉人，掌馬者�！蓖跸濉扼乙笃躅愖搿罚骸皬膱�(zhí)，從□。執(zhí)，許說‘捕罪人也�！�，古圍字。捕罪人而拘于圍中，圉之誼尤確�！奔坠遣忿o中有“執(zhí)于圉”，即拘押在地牢中。《玉篇·□部》：“圉，養(yǎng)馬也�！碧茲h在《漢字密碼》中，從“圉”字字形演變上作了說明，“圉，會意字。甲骨文的圉字乃是在□形之中有一個‘幸’或‘執(zhí)’字，恰似戴有刑具的俘虜在地穴中被拘禁的圖像。金文的‘圉’字，從□從幸，乃是甲骨文第一款的承續(xù)。小篆和楷書的‘圉’字與金文一脈相承�！背赏醴ド填�，殺飛廉后，西遷商盍之民于邾，牧馬守邊，這是一群被流放的人，他們的身份說穿了就是被限制了自由的、帶枷或不帶枷的刑徒。朱圉在義項上已經包含了關于秦人西遷朱圉的重要信息，這個信息隨著《系年》的問世讓人豁然開朗。朱圉這個地方本來叫邾，因為有了遷徙來的這一群人，就成了朱圉。
子車氏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載：“三十九年，繆公卒，葬雍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，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亦在從死之中。”《左傳·文公六年》：“秦伯任好卒，以子車氏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為殉，皆秦之良也，國人哀之，為之賦《黃鳥》�！边@里的子輿氏也就是為秦穆公殉葬的子車氏，毛家坪遺址出土青銅戈上“秦公作子車用”的子車氏。毛家坪和子車家族，子車家族和秦王室之間非同一般的關系由此可見。
冀縣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載：“十年，伐邽冀戎，初縣之�！�2002年，筆者在拙作《華夏第一縣與甘谷縣文化定位研究》中，首次提出冀縣為中華縣制之肇始，冀縣亦即今天的甘肅省甘谷縣為“華夏第一縣”。公元前688年，秦武公逾隴山伐冀戎，首次開創(chuàng)性地于其地設縣。以往，大國征服了小國，或者將其徹底滅掉，變成某個貴族的封邑；或者在被征服國統(tǒng)治者愿意歸附的前提下，讓原君主或原君主的后代繼續(xù)保持權位，而成為征服國的屬邦。秦武公對戎族不再那么干，而是于此設“縣”，將該地區(qū)直接納入國家行政體系之內，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員來管理當地事務，在那里建立一套政治和軍事組織，并征收賦稅，征調勞役和軍役。由于這種建置設于新征服地區(qū)，多在邊境，故名之為“縣�！笨h者，懸也。意在由中央政府派官員治理的遠懸邊境地域。秦武公為何將首創(chuàng)之縣設于此，除因為朱圉山為秦之祖居地外，還有三個原因：一是占地治民，加強對邊疆的控制；二是保護先人祖居地和龍脈所在，使其成為秦人的精神家園；三是進行行政管理制度的嘗試，實現對占領地區(qū)的長期統(tǒng)治和長治久安。而所有這些，莫不和毛家坪，和朱圉山在秦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關。
之所以說毛家坪是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寶庫，內涵十分豐富，就在于它的意義和價值除梁云先生宏觀歸納的上述五點外，還在于能從每一個發(fā)現的局部和細部去做微觀的研究，比如冀縣縣城的發(fā)現所透露的，除設縣的原因外，還有縣這種行政單元的產生，是貴族體制開始削弱的表現，是郡縣制的萌芽，是改變方國林立，封邑逼都局面走向中央集權制的第一步，它從邊陲地區(qū)的起步，類似于后世的“農村包圍城市”。盡管這時的縣還只是個雛形，和現在的縣還有很大差別，但它畢竟標志著一種新的管理制度的誕生。又比如毛家坪遺址開闊了人們對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視野，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方向，而許多方面正是目前早期秦文化研究的盲區(qū)和誤區(qū)，還比如毛家坪遺址和《詩經》的關系，和周邊戎人的關系等等。初步的發(fā)掘完成之后，接下來的清理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，真正的發(fā)現，更大的成果還在研究結束之后。
毛家坪遺址是早期秦文化研究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。毛家坪遺址暫時還無法解決早期秦文化研究的所有問題，甚至還不能完全解決《系年》的問題。毛家坪遺址終將成為朱圉山早期秦文化的一部分。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發(fā)掘研究是打開了早期秦文化密室的一條縫的話，這次的發(fā)掘則無疑是推開了一扇窗戶。走入密室的門在哪里，無疑在朱圉山，在朱圉山目前尚不為人準確定位，而很快將重見天日，大放異彩的地方。
所在的這些，毛家坪遺址已經直接或間接地告訴了我們。
考古是神奇的，發(fā)現是迷人的。就讓我們在享受毛家坪遺址發(fā)掘豐碩成果的同時，拭目以待更加神奇，更加迷人的考古發(fā)現的問世。（文/牛勃）
（天水在線編輯：馬文潔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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